他为自己招揽了一位过于熟悉自己的敌人。已经发生的巨额漏税指控，以及还有可能提出的非法转移占有国有资产和索要商业贿赂，在正常情况下都有可能埋葬一位商人的前途。 　　

    不幸的是，尽管无论何人举报宗庆后都是正当之举，但如果真的是达能，那么，这场商业博弈带给中国商业的价值会大大降低，甚至可能是负面。冠冕堂皇的契约精神开始退场，剩下的只有阴暗角落的决斗。 　　

    63岁的宗庆后是否有可能全身而退，哪怕为此狼狈不堪？在他已经度过的岁月中，他是否遇到过比这更为严峻的挑战？如果他的商业王国因此而沦陷，他会做何感想？ 　　

    没有人知道。没有人知道下一步的演进会朝着哪个方向，也没有人知道政府会采取何种态度。 　　

    更多的分析集中在宗庆后反击时所采用的手法上，人们认为这是宗庆后携带的时代烙印。首先，他习惯于求助政府，他希望通过内参影响政府高层，从而悄无声息改变整个局势；其次，当事情被公开时，他又诉诸于大众的情绪，让自己占领道德的制高点；然后，他喜欢借助于所谓群众的力量，让示威者出现在达能高层出现的场所，或者，让经销商和他的下属对媒体表达对他的臣服和依赖。 　　

    宗庆后从未将他和达能之间的冲突想象成一桩单纯的商业事件，因为，他从未经历过一桩单纯的商业事件。在他营建自己商业王国的过程中，可以想象，他必定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几乎动辄得咎，他要巧妙地在政府、大众情绪和媒体之间周旋。当他遇到困难时，他也当然要动员这些力量来进行反击。 　　

    要用很多东西才能解释他的举动：那个神秘无比的词语“关系”；一个“想象的共同体”要维护它的尊严；一个公司王国的恺撒在捍卫自己的统治： 　　

    在2007年7月3日杭州第一世界酒店的大宴会厅中，宗庆后摆了近40桌酒席，招待前来参加他对达能反击大会的记者和经销商。他端着酒杯一桌一桌敬酒。碰杯时，他只说两个字：“谢谢！” 　　

    在他激愤的言辞中包括：“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，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，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、人格，你老是用威胁、恐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，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……” 　　

    他的经销商和他的下属对他表现出无比的忠诚，而对达能甚至脱口而出“什么全球500强，你就是个屁”的粗俗攻击。 　　

    祖先的阴影 　　

    但是几乎所有被他邀请的记者都承认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。即使后来到了聚光灯下，宗庆后的形象仍然晦暗。 　　

    “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在想什么。我们只是知道，他是毛泽东的崇拜者。”两位记者后来在《出轨》一书中说。宗庆后能够熟练引用毛泽东语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。 　　

    这本书中还提到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，有天早晨，等待宗庆后签字报销的人在宗的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，他们听到宗在办公室内训斥说：“什么，买了8把扫帚还不去批发？” 　　

    宗庆后对他一手建立的企业王国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望。他的成功强化了他对这种控制欲的喜好和他对自己判断能力的自信。他对西方的管理学深恶痛绝。凭借自己的策略和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一较高下，他难免不会认为所有这些“列强”都是“纸老虎”，他自然也不会萌生王佳芬将达能视作做榜样的念头，去学习他们的方法。 　　

    据说，他也不喜交际。他很少和企业家互相走动，也并不像有人推测的那样，和政府官员非常熟络。他是民族英雄的后人，听过评书《岳飞传》的人都应当知道他的先人宗泽。他能够和普通员工一起工作，也能够和经销商一起辛苦铺货，他们说，“我们不能没有宗总”。他在西部和偏远地方设立工厂，他进入碳酸饮料市场，甚至他早期立排众议决定使用 “娃哈哈”这个名字，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决定。他管到瓶子包装的颜色，甚至审批买扫帚的事。他在控制权上强硬无比，“宗先生可能有一种错觉，以为他才是合资公司的大股东”，达能的人说。第一次风波开始时，他能迅速捕捉到舆论的风向，主动到某做公开访谈，掀起了对达能的进攻。两会期间，娃哈哈和宗庆后选择在几个媒体上发表一望而知的宣传稿，却不愿安排对他坦率的访问。 　　

    “他的情绪含而不露，他是孤独的。他的个性能激起人毫不掺假的忠心。他是冷峻果敢与无限宽容的结合；眼光远大与学究似的注意细节的结合；坚定的意志与极端的敏感；外在的超凡魅力与内在谋略的结合。” 　　

    这一段话，摘自菲利普·肖的《毛泽东传》。按照公开资料对宗庆后的描述，他同这个形象非常吻合。